改革开放40年中文学科变迁及其启示

王一川

伴随改革开放40年的进程，中国语言学科（以下简称中文学科）经历了从起初的恢复重建，到后来的再度兴盛。从这个不惑之年的视角，回顾这个中文学科产生的来路，难免产生一些颇有意思的回味。

第一，核心与边缘。在学科体制上，中文学科经历了从核心学科到边缘学科的过程。在改革开放前的“文革”时期，乃至更早的十七年时期，中文学科同历史学、哲学等一道，作为文史哲学科的综合形态，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高度重视。这是因为当时社会生活的中心是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需要更多来自文艺理论、中国文学史等的学术支撑，于是总是求助于中文学科。在那样一个时代，中文学科成为当时中国学科之流中的核心之学科。实际上，那时中文学科的发展总是为社会主义革命服务，不可能按照自己的学科逻辑去生长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生活的中心已经转变为经济建设，新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开始实施。过去的革命更多依赖于人文学科的统领作用，而今自然科学成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学科，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迅速发展成为核心学科。上世纪90年代，随着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战略的持续实施，经管法等学科迅速发展壮大，经济学家群体、法学家群体、管理学家群体等的声誉与时俱增，他们的社会影响力也急剧扩大，中文学科的地位也逐步边缘化。

第二，引领与平起。中文学科从引领性学科变成与其他学科相并立的平行学科，还放任曾经从属于自己的艺术学独立门户。以电影、电视艺术、流行音乐等大部分艺术为代表的各艺术门类在社会生活的影响力越来越突出，直到超越了文学的地位。特别是以电影、电视艺术等为代表的各艺术门类的社会影响力呈压倒性优势，这是现在中文学科从最初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相邻，到接纳艺术学，再到接纳新闻传播学，并且与这些学科平行相处。这一事实促使中文学科自身，放弃过去的试图统领所有艺术门类的高远志向，重新回归于语言艺术这一核心领域。这未必是坏事，这有助于中文学科找到自身的位置。

第三，整合与开放。中文学科经历了学科整合，到学科细分，再到跨学科开放的转变。首先是上世纪80年代，与文史哲等整合发展的态势。其次是到上世纪90年代实现了学科细分，愈益专业化和专门化，例如划分二级学科、三级学科等等。第三阶段是21世纪以来实现了跨学科整合，原本相互细分的各学科之间又再次聚合。中文学科下有8个二级学科。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它们之间常常处于相互交融和整合的态势。

第四，先锋与常态。我曾经参与其中的二级学科文艺学，已经从当年的先锋学科演变为如今的常态学科。早在上世纪80年代，在面对文艺为政治服务、阶级美与共同美的关系、文艺与审美、文艺的本质等重大文艺问题上，文艺学学科曾经义无反顾地起到理论先锋的作用。像当年我们要认为文学是一种体验，还需要抱有突破禁区的勇气，那个时候质疑的、批评的不少。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纵深发展，新的变化逐渐出现。一是在封闭条件下视为珍贵的外来理论或者先锋理论，被大规模地翻译进来，已经变成平常。例如人们早已把审美是文艺的核心本质不再视为先锋，而是视为一种众人皆知的常理。二是由于中文学科的各个二级学科建立起各自相对独立的学科领域和规范，从而客观上使得文艺学的起初的先锋地位不再存在。三是原来受到文艺学影响的艺术学，也逐渐形成自身的独立领域和规范。这样，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文艺学就逐渐从具有某种先锋作用的学科，变成了与其他二级学科平行的常态学科，甚至中文学科其他二级学科对文艺学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学科优越感。

简要回顾中文学科的发展，我有很多感慨。我首先是从我的实践的角度来说，中文学科从它的对象作为语言艺术的这个性质，在如今的学科之林中日渐显现出一种新的特征。实际上也是我自己突然想到的，叫间性特征。

第一，国家文化战略对中文学科有新的间性要求。中文学科它只是处在“之间”，它不再是一个固定的围栏，一个领域，是处在很多“之间”。从国家层面看，传承和弘扬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公民的语言文学素养，它是当然的基础，这必然要求中文学科在其间发挥更加突出的融合性的作用。

第二，公共生活对中文学习有新的“间性”要求。从学者层面上看，语言文学学者的间性已经很突出。许多中文学者活跃在大众传媒。去年春节期间，在中央电视台《中国诗词大会》节目里，几位中国古代文学学者十分活跃，有的还成了明星，就是一个例证。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当今社会文化生活迫切需要中文学科日益广泛的参与和融合。

第三，各学科的有识之士，能注重从语言文学学科吸纳养分和营养，举例来说，中外都有学者指出这一点。钱穆就认为：“吾尝谓中国史乃读一首诗，余又谓中国传统文化，乃最富艺术之文化，故中国人生理想整体，亦求其实为艺术。”这位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直接把史视为诗，细心看出中国历史的思维，相当于指认历史学的根底是诗学。思想史家、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曾经以开放的胸怀，将语言学的成果融化于历史学科中。他认为，历史作为一门学科处境不佳，关键是它远离了文学想象性的这样一个源泉，所以他要重新让历史学回到诗学，形成语言的转向。中文学科虽然不再位居学科体制中的核心学科区域，但却可以润物细无声地融入各学科中，而且存在于它们之间，在各学科之间发挥自己的特定作用。中文学科当然需要继续坚守自身的独立规范，但确认和开放这种“间性”特征，也有其必要性，这有助于促成中文学科在学科之林间的开放性和融合性。

回顾中国古代文化及学术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一个事实，“文”总是高于“艺”，并且导引着“艺”。由诗文所构成的“文”，总是在文化及学术中起着引领作用。如今这种古典传统虽然暂时受到挑战，但它的导引作用不会轻易退场，而是呈现一种有趣的变化。从过去曾经有过的显性的、突出的、引领性学科的地位，变成了如今的隐性地位，就是隐蔽的起作用的学科地位。这样的新地位和作用，其实更加务实、牢靠和稳定。

（作者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长江学者）